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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自序》与鲁迅的“五四”
作者◎王本朝
 

《<呐喊>自序》写于1922年12月3日北京,它是一个有着丰富意义的文本,要理解鲁迅的人生道路、精神思想和文学创作,新文学的发生以及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等等,都需要《<呐喊>自序》的支持,至少是无法完全绕开的。文章用笔简朴,直抒胸臆,虽然叙述是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但却抵达了社会时代和精神心理的深处。它提供了许多颇值得玩味的关键词,成为阐释者津津乐道的典型话语。如父亲的“病”、“看客”形象、“铁屋子”、“听将令”以及“好梦”“寂寞”“无聊”“悲哀”“孤独”和“呐喊”等,由此还构成了一组组张力关系,如记忆与忘却、看与被看、困顿与寻求、救人与自救、希望与绝望、将令与曲笔、强壮的体格与麻木的神情、“我”的小说与“别人”的艺术等等。这样,《<呐喊>自序》就成了鲁迅小说的“副文本”,与鲁迅的文学创作构成“互艾”现象。单独就其所隐含的精神心理,也可以作为分析鲁迅生存状态,带有存在主义性质的文本看待。我想讨论的是鲁迅与五四思想启蒙的关系。《<呐喊>自序》是鲁迅的个人叙事,隐含着他与五四的关系,特别是与《新青年》思想启蒙运动的关系。

实际上,《<呐喊>自序》就是一篇序言,主要是叙述《呐喊》创作因由的。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鲁迅并不是完全将《呐喊》纳入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去叙述,而是从个人的人生历程与思想感受去描述创作因由的。文章一开篇就说: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鲁迅的《呐喊》和“呐喊”并非是风云激荡的“五四”的产物,而是鲁迅个人“不能全忘”的“梦”的“一部分”,于是就建立起了“个人/文本”的内在关联,因有这样的主体,才有这样的《呐喊》!“主体”的人生选择和被选择,“个人”的感受和思想也就是《呐喊》的思想。从文章可以看出,鲁迅的“主体”又是由“家族”和“民族”所建构起来的,有个人的选择,更有家族和民族的“被”选择,有曲折的人生道路,更有复杂的精神心理。因父亲的“病”而去“学医”,是鲁迅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一种“逼迫”,“幻灯片事件”导致鲁迅的“从文”,失败后有了一段精神“挣扎”的苦闷历程,从“好梦”到“寂寞”一直走到“呐喊”。通过叙述“个人”生活和心理的不断变化解释写作《呐喊》的缘由,说明创作主体始终是文学创作的动力和源泉,主体的丰富才能创造文本的复杂。

鲁迅以感伤而无奈的笔调去描述了他的选择和被选择的人生。一开始就写了父亲的“病”。父亲的“病”让他感受到人间的“侮辱”和中医的无用,更有个人的无助,“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于是不得不面临“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困境,“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不得不“走异路,逃异地”,“走投无路”学洋务,还有了“行医”的“美满”的梦,却又遭遇到“幻灯片事件”,虽有“强壮的体格”,却显露出“麻木的神情”,梦想再次破灭,转向“从文”办杂志,却因“各自的运命”而解体,经受着“未尝经验的无聊”和“寂寞”: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鲁迅被抛入“毫无边际”和“无可措手”的“荒原”之中,承受着无尽的“悲哀”和“寂寞”,并且“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荒原中的呐喊”,这是鲁迅孤独的绝叫,也是鲁迅的精神画像。在“悲哀”和“寂寞”中,鲁迅却“看见自己了”,有了一份清醒:“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因为“梦”的驱使,鲁迅一直想做“家族”和“民族”中的英雄,去“救人”和“救世”,但最终的结局却是残酷的,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凡人,一个需要“自救”的平凡人。在生命无法承受“寂寞”之重的时候,不得不“回到古代去”,由此来“麻醉自己的灵魂”,或是“不愿追怀”而“忘却”“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

以上内容,主要勾勒了鲁迅在“五四”之前的人生道路和精神心理,可以看到“前”五四中的鲁迅是怎样的一个人。家族和民族逼迫他选择了“救人”和“救世”,做着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梦”,但却纷纷破灭了,不得不将清醒的自我逼进昏睡的“古代”中去。这也是鲁迅“前”五四的生存状态。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并不来自五四,而有着自己的独特人生和体验。

接下来,就叙述了鲁迅与钱玄同关于“铁屋子”的经典对话。联系前文,可见鲁迅是将“五四”思想启蒙纳入了自己的人生历程,而不是把个人纳入五四时代,这样的叙述给人的感受,是鲁迅被迫“遭遇”了五四,而不是主动选择了五四。“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似乎成了鲁迅人生的第三者,鲁迅有着个人的“五四”。

当五四启蒙运动发生的时候,鲁迅正在“S会馆”的“槐树”下“钞古碑”,消磨“生命”的热情,“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体验着一份寂静而孤清的生活。一天晚上,当老朋友钱玄同来的时候,“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几年前的事,几年后还对来人的“装束“动作”和“心理”都记忆得这般细致而清晰,说明的确是来往的人极少,所居之地也真够偏僻的。

于是,发生了这样一场对话: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一问一答,简捷明了,但却是意味深长的。钱玄同一上来就想向“我”发问“有什么用?”说明钱玄同所代表的“新青年”群体持有鲜明的“启蒙”功利主义思想,从古碑内容之于社会现实的功用而质疑其合理性,谁知鲁迅却没有采用他后来惯常所说的“随便玩玩”去问答,而是直接说“没有什么用”,谁知客人却继续质疑鲁迅“钞”古碑行为的含意,鲁迅断然回答“没有什么意思”。显然,鲁迅对客人问话的意图心知肚明,“钞古碑”对他个人而言也有一定的“麻醉”作用,但他却直截了当地做出断然否定的回答,说明他不想与客人讨论这件事的真实意图和效果,更不想让对方进入自己的内心,而是将自己封闭起来,让钞古碑成为个人的私事。接着,钱玄同就说出他此行的目的:“你可以做点文章……”。省略号意味深长,鲁迅很快就“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并且面临着自己曾经有过的处境:“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根据周作人的回忆,在钱玄同来之前,鲁迅对《新青年》是早知道的,但“并不怎么看得它起”,对它的态度是“很冷淡的”。鲁迅自己后来也回忆起当时的心情:“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但这次是在东京跟鲁迅、周作人兄弟一同听过章太炎讲课的钱玄同来劝说,钱玄同的《新青年》的同人,他一直热心敦促周氏兄弟为《新青年》写稿,周作人寄去了稿子,但鲁迅迟迟没有动笔。鲁迅在经历不少挫折之后,对事对物总是取迟疑、观望的态度,对刚刚出现的新事物更是这样。但这次有些不同,也许鲁迅从钱玄同的步步紧逼里感受到了某种急迫和无助,特别是“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新青年》由“呐喊”而生“寂寞”,唤起了鲁迅同样的记忆,但鲁迅依然是迟疑的,于是有了这样的疑问:

假如一问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这是鲁迅设置的“铁屋子”寓言,也是鲁迅的“在铁屋中的呐喊”,它比荒原中的呐喊更让人感到寒冷与绝望,因为是在“绝无窗户”“万难破毁”的铁屋里。叫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又找不到出路,忍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不是更对不起他们吗?鲁迅有这样的担心和质疑并不是多余的,后来他在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场景里,亲眼目睹了年轻人的血,还痛苦地自责自己的“呐喊”“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他怀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充当了吃人的“筵席”上“醉虾的帮手”。应该说,鲁迅是有预感的。

但钱玄同却继续给鲁迅做“思想工作”,试图改变鲁迅的想法:“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鲁迅有了这样的回应: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我”对“绝望”的“确信”,主要是来自过去的个人经验,但它并不能“抹杀”或否定他人或未来的“希望”,“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答应写文章,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这就是鲁迅写作《呐喊》的理由和意图?显然不是。关于《呐喊》创作的来由,《<呐喊>自序》提供了两种看似矛盾,实际上是并不矛盾的解释,一是为自己,二是为他人。他说当时并非是“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自己虽有“话”说,但并非“切迫”想去说,只是“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所以才写文章,目的是“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土,使他不惮于前驱”。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朋友们不致完全陷入“寂寞的悲哀”,为醒过来的“猛士”去“呐喊”。从全文的叙述看,《呐喊》的写作也是为自己的,从父亲的“病”到“逃异地”,从“学医”到“从文”,直至用“钞古碑”去麻醉自己,“梦”生“梦”灭,一路走来,虽事与愿违,但都在“救人”和“救世”的路上。钱玄同的到访与对话不过是唤醒了过去的记忆,应承写文章,并非完全出自朋友的“嘱托”,而是“不能全忘却”的记忆的复苏和重建。一句话,也是为了我“自己”,为了释放有着历史记忆和心理负担的自我。那么,《呐喊》的写作既是“五四”的产物,也是个人历史和心事的结晶,更是鲁迅的自我“拯救”。如果说“钞古碑”,是鲁迅自己服了麻醉药,但“五四”的到来并没有让鲁迅服上兴奋剂,而是被鲁迅描述成“勉为其难”。鲁迅虽将个人与五四统一起来了,但五四却被写进了个人史,“铁屋中呐喊”成为“荒原中呐喊”的延续。《<呐喊>自序》渲染了“荒原中呐喊”的寂寞与悲哀,却有意掩藏了“铁屋中呐喊”的效果和结局,“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而呈现了“呐喊”时不得不“听将令”的写作处境:

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鲁迅把《呐喊》里的“曲笔”加以——叙说,是为了提醒读者不要忽略它们,还是为了说明“曲笔”的非个人性?因听“将令”而用曲笔,这也变相地表明没有曲笔的地方更多属于鲁迅个人的了,这也说明《呐喊》有着意义的两重性,存在丰富的语言缝隙并且,鲁迅将“曲笔”解释为不仅是为r“听将令”,还是为了“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传染给他们。《呐喊》的写作不可能规避鲁迅在历史和现实中感受到的“寂寞”,也许正是“自以为苦”,“寂寞”才是作者最深切而强烈的生命体验,而不再停留于简单的情绪感受,正是“寂寞”以及对寂寞的种种“记忆”才形成了小说的丰富。由于“听将拿”而使用了“曲笔”,鲁迅谦虚地表示:“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将它看作是对当时流行的唯美、纯艺术观念的讥讽是有道理的,说鲁迅对真正的“艺术”非常清醒也未尝不可。按鲁迅的逻辑推断,至少《呐喊》里存在的个人“记忆”是艺术的,因为“个人”体验有生成艺术的可能。

《呐喊》成了“听将令”的写作,鲁迅后来也说是“遵命文学”,“遵奉”五四文学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作这样的近似申明性的表述,其用意却被文学史夸大了,因为“五四”之于现代中国,无论是文学革命还是社会革命都是宏大的叙事,鲁迅和《呐喊》被纳入五四叙事,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可以带来相互的增值。事实上,鲁迅并不能完全代表“五四”传统,也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呐喊>自序》就提供了人们质疑的理由。鲁迅将《新青年》作为个人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变迁中的一个环节去描述,他的进入基于相似的“荒原中呐喊”的孤独与寂寞,源于对他人和未来的不“确信”,即对存在多种可能性的认同。前者近似同情的声援,后者可理解为过去的“梦”的死灰复燃。说鲁迅受到了五四启蒙主义的感召,或者是对启蒙主义的追求,似乎都有些过高评价的成分。鲁迅对启蒙主义是有质疑的,“铁屋子”的比喻流露出的就是质疑,把“熟睡的人们”唤醒了,能让他们找到出路吗?何况仅仅是思想启蒙就能“破毁”“铁屋子”吗?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例证,就是在“五四”运动一周年的5月4日,他给自己的学生宋崇义写了一封信,将学生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纷扰”看作是社会乱象,他的评价是:“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说到学生的爱国,更是悲观地认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尽管鲁迅对钱玄同有疑问,对五四思想启蒙也有怀疑,对五四学生运动评价也不高,但他最终答应了写文章,并将《呐喊》结集出版。他是“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而高兴?还是因为《呐喊》隐藏着他个人的秘密,是他个人的精神史?我更倾向于后者,如果是这样,《<呐喊>自序》将五四思想启蒙放在个人人生的转折点去叙述,其用意显然是为了说明《呐喊》是属于五四的,但又不完全是五四的。它所描述的五四是个人性的,从个人心理和私人交往层面叙述,以被“入伙”的视角,表达了对五四启蒙精神既坚持又质疑的立场,先是质疑,后是同情,直至部分接受,显示了鲁迅一贯的在质疑中坚持,在坚持中质疑的文化立场。这也是鲁迅的“五四”观,是一种非常独到而特别的现代思想文化眼光。实际上,鲁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民主”观念也是既坚持又怀疑的。这是后话,这里不详谈。